不过之后焦却摇头说道：“这等史有未载的部分，便是在太史公的修史方法之中也是极为重视的，我辈修史，若遇到了这种前人未写的史料，也会分析之后加入史书，这些内容和太史公的修史方法并不冲突。”</p>try{ggauto();} catch(ex){}
王文龙想想又道：“那在下还有一个例子，太史公记载盘庚迁都于殷地，洹水从太行山流出，向东注入古黄河的两岸就是殷地，我们打算将此地叫做殷墟也是由这个字来的。但实际从甲骨中看，商人甲骨中曾出现‘殷’的地名，但是全部写作‘衣’字，商人对此地的称呼也不叫‘殷’，而是称此地为‘大邑商’。”</p>
焦惊讶道：“商人真不叫自己做殷商？”</p>
王文龙点头：“殷商可能是周人对于大邑商的称呼，商人自己是不会如此叫的，这事情属于记载错误，哪怕太史公用了周人的信史却仍然有这样错处，澹园先生总该承认过去的修史方法怕是无法避免偏颇了吧？”</p>
王文龙这已经是含糊的说法，其实周朝人把有都城意味的“大邑商”改做“殷商”更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商王朝的正统性，如果这样，这就是周朝人苦心孤诣的历史删改行为，当然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资料。</p>
他继续说道：“若是原本的历史资料就已经被修改过，后来人哪怕再怎么去寻找信史也是无法还原真相的。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用考古的方法挖出实际的文物，用大量史实互相印证，方能分析辨别出真正的历史。”</p>
焦有些被说服了，但随即却又觉得自己的史观也应该坚持。他推崇的是中国自古传之的一套史官传统，这传统的作用除了能够记录历史之外，其实更是一种规范帝王言行记的手段。</p>
司马迁到焦这些中国古代的史官认为好的写史人应该是“君举必书”，最佳状态应该就像《礼记》之中记载的一样，皇帝身边要有左右两个史官，左右史把皇帝围着，皇帝“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说句话打个屁都要史有明载，有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皇帝也就不敢胡乱做事。</p>
然而历史上哪有皇帝真愿意整天被人监视？</p>
不光很多事情不让记，而且每一任皇帝都会自我称长、掩恶扬善，会故意让史官编造一些吹捧自己的内容。</p>
而在焦这种史家看来，这时就必须要有“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官去和皇权对抗。</p>
在这种对抗之中，对于历史的褒贬权力其实乃是史官们的重要武器。皇帝可以杀我，但是我可以在史书之中骂皇帝，这也是史官唯一的防身法宝了。</p>
王文龙所推崇的历史研究方式固然可以更好地研究历史，但是却不利于史官进行战斗。</p>
而在王文龙看来焦所推崇的这种史官思想只适合于春秋时代的小国，那时的诸侯权力不大，如果全天下包括其他诸侯国的人都骂他，还真能形成点舆论压力。</p>
而到了这个时代生产力早就不同了，别说大明，就是欧洲那些小国家都已经不怕什么舆论攻击，万历皇帝连天下共同上书都不怕，史官想要凭借自己支笔跟皇权战斗实在是想太多，还不如把历史观赶快科学化，以方便进行历史研究。</p></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