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你有没有强迫自己干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杨浩的这种感同身受，让埃弗拉逐渐打开了心扉，终于问出了自己的心结。
杨浩很高兴听到这个问题，他笑了。
“当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谁没有过？”
埃弗拉才19岁，刚刚迈入成年人的行列，但他从小就早熟，竟然很认同杨浩的话。
“是啊，我妈曾经跟我说，她这么努力，仅仅只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活下去。”
如果杨浩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埃弗拉主动说起家里人。
而杨浩恰到好处地扮演起了聆听者的角色。
“我出生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就是那个以拉力赛闻名的城市，我的父亲是个外交官，他跟我母亲养育了24个孩子。”
说到这里时，埃弗拉仿佛怕杨浩不相信，咧开嘴，笑着露出那一口白牙，点头道：“真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小孩。”
“6岁那年，我父亲找了很多关系，终于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工作，没多久又来到了法国巴黎，我们全家就靠着他养活。”
“但就在10岁那年，他终于忍受不住了，跟我母亲离了婚，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通通都搬走了，我们最爱的电视、沙发、椅子、桌子……”
埃弗拉没再继续说下去，但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父亲走得很决绝。
“其实，我有点理解他，因为那时候他太痛苦了，他一个人在大使馆里努力工作，领着微薄的薪酬，却要养活我母亲和一大群孩子，每天都要掰着手指头，数着钱过日子。”
“以前，在塞内加尔的时候，周围所有人都这样，他或许没什么感觉，可来到了欧洲，来到巴黎，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实，我明白他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我母亲也是，所以她一直教育我们，要理解，要宽容。”
“没有我们的父亲，我们现在还在塞内加尔，不可能拥有现在的一切。”
杨浩默默地听着，但他能够从只言片语当中，感受到那种纠结，那种痛苦。
他的父亲做出那个决定，更多是为了逃避，也一定非常痛苦。
要说没有感情，他不可能为这个家支撑了这么多年。
“你知道，在我们生活的那个街区，经常会发生枪击事件，甚至是谋杀案，当我的兄弟姐妹们，陆陆续续地长大，他们就会搬离我们那个家，到外面去独立生活，想办法去谋生。”
“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她每天都工作得很晚，很累，但她总是教育我们要开心，她会带着我们唱家乡的歌，跳家乡的舞蹈。”
“在我们生活的那个街区，像我这样的小孩，个头不高，又是黑人移民，要是不凶一点的话，整天都会被人欺负，所以我经常打架，也学会偷东西，我甚至会在大马路上乞讨，就为了给自己和妹妹，还有母亲，买一块几法郎的三明治。”
“但在家里，我们真的很开心。”
埃弗拉说的故事很叫人伤感，但杨浩并未从他的脸上看到半点伤心，相反的，隐隐有种感觉，那段回忆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开心。
在外面受人白眼、受人欺凌，但在家里，他是快乐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的人就告诉我，踢球吧，在我们那个街区，有人靠着踢球赚到了钱，他们搬到了更好更安全的街区，住进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
“所以，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问我们，长大之后想要干什么。”
埃弗拉说到这里时，又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我的同学们要么说是律师，要么说是医生，我说，我要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像罗马里奥那样的前锋，因为我们拥有一样矮小的个头，我们一样的敏捷。”
杨浩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对阵拉科鲁尼亚的那场比赛。
埃弗拉在攻入进球之后，径直跑到了主队教练席前，冲着胡安马·利略喊，“我是一名前锋！”
那应该是他心中从小到大的执着。
“曾经，我觉得自己很有天赋，从巴黎郊区的小俱乐部，转到了更大的俱乐部，接着又进入了巴黎圣日耳曼，我甚至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在法甲登场。”
“但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青训营一年后，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份职业合同，而是无情地告诉我，我还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于是我只能在室内足球比赛里坚持着，一直到有个开餐馆的家伙看了我的比赛，问我愿不愿意去意大利的都灵试训。”
“我当然不会拒绝，但我在都灵的试训还是不成功，他们觉得我太矮了，但在都灵试训时，有个意大利第三级别联赛马尔萨拉的人，他邀请我去西西里岛。”
杨浩前世，在埃弗拉的资料里面了解到，17岁的埃弗拉是单枪匹马从巴黎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他先是去了米兰，结果语言不通，又人生地不熟，在米兰错过了火车，被迫流浪街头。
幸好在他彷徨无措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塞内加尔来的陌生人，把他带到了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把他送上了前往西西里岛的火车。
埃弗拉后来也想要去寻找那个好心人，但一直都没有找到，人家也没有来找他。
在马尔萨拉，他是球队里唯一的黑人，既感受到了西西里岛对他的热情的一面，也同样感受到了歧视，尤其是在很多客场比赛时，意大利的球迷都会模仿猴子的声音，咬香蕉的动作，借此来羞辱和打击他。
一年后，他从第三级别的马尔萨拉来到了第二级别的蒙扎，他一直都是一名前锋。
甚至，在今年夏季，他来到马竞时，也以为自己会继续踢前锋。
结果，杨浩要他改踢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