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邳州，又是几场酒宴，在古代官场上，公务接待一直都是个敏感话题，其中充斥着古代官僚体系里的潜规则。古代官员不搞实业，不搞投资，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那么，这笔“招待费”该从哪出呢？说白了，不外乎是向老百姓加收杂税，“取之于民”。根据《萍州可谈》记载，北宋监司的办事处设在杭州。监司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为了安顿这些中央特派员，杭州地方政府专门安排一名副职负责接待这些监司。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就负责过接待工作。不过，苏东坡的酒量有点糟糕，为了让上级领导开心，苏东坡往往会喝得酩酊大醉。长久之下，苏东坡身心俱疲，发牢骚说这个差事真是“酒食地狱”。
官场的权力分配，要遵守一种基本原则，那就是：上级对下属的考核和监察。
不是每个下属都办事得当，因此许多屈居人下的官员想到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讨好乃至逢迎上级。久而久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成了下级官员的“分内之事”。由此，能否做好公务接待，成了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
比如在景泰年间，浙江有个政绩不错的县官，省级的领导对县官的印象不错，准备拉他一把。某次，省级领导外出视察，途经这个县。县官比较懂事，早就将供给准备齐全。不过，县官忽略了省领导身边的小吏，没将小吏安排妥当。领导莅临县城之前，小吏从中作梗，暗中撤掉了县官准备好的供给。县领导来到县城后，觉得县官有意怠慢，大为光火，后来便找个理由参了县官一本，撤了他的职务。
特别是明朝时期，巡抚出巡期间，沿途地区的州官县官，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官道上迎接上司，风雨无阻。如果时运不济，赶上下雨下雪，这些州官县官难免“陷膝污泥”，狼狈不堪。
就在当今通政司叶参议陪着大理寺的高官卿熊概去东南巡视。一行人来到嘉兴后，地方官将他们安排在公馆中。卿熊概见公馆破破烂烂，觉得自己受到怠慢，命令手下将负责接待的小吏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还骂骂咧咧不肯善罢甘休。叶参议心下不忍，背地里对那些挨揍的小吏说：“你们就当是长教训了吧，早年我也像你们一样，受了许多打骂，这才混到今天的地步。”
早在永乐一朝，就有人抨击这种现象：“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所有中央下派的特派员中，属“钦差”的地位最高。地方官一听说钦差大人即将到来，无不望风迎接，生怕比其他同僚慢一步。至于公款吃喝、公款送礼，早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公务接待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提起公务接待，总是离不开饮宴娱乐，每次接待上级，都要准备‘戏宴’两班，将上级领导安排在上席的五桌，将领导的随从安排在中席的十四桌。上席准备的菜肴相当高端，必有燕窝烧烤；中席稍次之，但也有鱼翅海参。不论寒暑，这种“戏宴”都会持续到后半夜，在宴席结束后，请客的地方官会将贵宾逐一送出，将他们扶上马车，“逐次揖送”。这还不算完，等领导们回到下榻的公馆，地方官还要安排手下小吏按照名帖，前往公馆“道乏”。什么是“道乏”呢？
说白了就是让小厮跟领导道晚安：领导今天的安排还满意否？领导明天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领导早些休息云云。每次“戏宴”，从请戏班、打赏下人到准备菜肴、美酒，大概要花上二三百金。
正所谓“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历久相沿，已成常例”，官员们迎来送往，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
因此章子俊很清楚这些把戏，不光是在明朝了，到了五百年后，还是有这样的陋习，所以就不得不推脱，说是在赴任途中，不能耽搁太久，好不容易脱身，离开了邳州继续南下，这一次的路线是从运河，在江阴进入长江，到南京后，最去会会南京的那些人，还要在南京的户部交接一下碟牌官凭文书，接着从长江一路逆江而上，进入后河后，去往巢湖就能到达庐州府地。好大一个圈，没法啊，古代的交通就是这样苦逼，过的日子全是慢节奏，生活节奏变慢，好像时间也会变的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