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张馨艺忍不住道：“我听到他为了拍片都要卖房子了，觉得太严重了，要是自己能帮就帮。见面的时候他特紧张，脸憋得通红，跟我说他要拍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要真实记录最后这22位老人的生存状态。听完这些，我第一感觉是你行吗？你怎么知道还剩下22个啊，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生存状态什么样啊？郭可赶紧从包里拿出各种历史文献、采访对象的资料、工作人员名单等等。当我听完他讲的这些老人的事情、为电影《二十二》所做的准备，被深深打动了，就觉得这事儿一定得帮他。”
郭可补充道：“这事真的特别感谢张馨艺，没有她的资助，这部片子可能就拍不出来了。《二十二》拍摄完后，我想在片头加上出品人张馨艺，可是她拒绝了，她说，她并没有给这部作品进行投资，也没想挣钱，完全是帮忙，说她是出品人不合适。”
听到这里，张然对整个事情大致了解了，心里颇为感动，看着张馨艺微笑道：“馨艺这孩子咋咋呼呼的，给人傻乎乎的感觉，但其实内心是很柔软的，而且特别仗义！”
张馨艺就道：“张老师，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啊》”
张然笑着道：“当然是夸你了！你能资助这样的电影，能够为这件事奔波，真的是在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作为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
张馨艺没想到张然会这么说微微一怔，随即笑了：“张老师，那你愿意帮我们了？”
张然笑着点头道：“你都能毫不犹豫的掏百万资助这部电影，我这个做老师能不帮忙吗？”他看着满脸喜色的郭可道：“说说这部电影吧，你是怎么拍的，你又是怎么想的？”
郭可知道张然是想听自己的创作理念，简单的讲了起来。在去采访之前，郭可觉得就像普通纪录片那么拍。但当他们开始拍第一个老人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剧本扔了，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了，应该真实反应老人现在的生活。在电影中老人们没有自揭“伤疤“，或者向镜头哭诉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电影里也没有戏剧化的桥段和冲突，只有老人最克制、最温和的日常生活。
听到郭可的陈述，张然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电影了：“其实拍这种题材作品，会有道德上的困境，会有很多人认为，是二次伤害，甚至贩卖伤痛。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在美国就有影评人批评电影让公众此后可以心安理得地走进电影院去消费大屠杀主题了。电影在欧洲引发的争议更大。《浩劫》导演朗兹曼批评斯皮尔伯格把大屠杀主题引入了商业消费，用戏剧化手法和好莱坞的写实主义暴力去再现大屠杀这个不可被再现的事实。戈达尔也是类似的观点，骂过《辛德勒的名单》很多次。
不过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历史是需要人们去记忆的，你不去记录怎么保住历史？如果人们把这段历史遗忘了，那才是对受害者的最大亵渎。我现在都不敢去见戈达尔，因为我现在拍的电影就有大屠杀的内容，戈达尔可能会骂我，而我会跟他对骂，我怕把这老头气出个好歹来，于是，干脆就不见他了！”
张馨艺他们听到张然这么说，都哈哈大笑起来。
等他们笑过之后，张然看着郭可严肃地道：“在电影史上，有部电影因为一个镜头引发了过巨大争论。意大利著名导演吉洛-彭特克沃在1959年拍了电影《零点地带》，在法国上映后，引起了《电影手册》影评人雅克-里维特的愤怒。影片描写了一位意大利少女在集中营中试图逃脱的故事，但最终她选择了自杀。里维特批评了主人公自杀时，导演的平移镜头是道德的卑劣，因为在呈现集中营里的成堆尸体之后，镜头被推向高处，落在一个张开手臂的天使雕塑上，里维特认为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这场批评效力是持久的，后来欧洲评论界对《辛德勒的名单》、对《美丽人生》的批评就是这场风波的延续。里维特的观点我倒是比较认同，在大屠杀这种严肃题材面前，任何微小的摄影机动作都不是无辜的，艺术家意图必须是清晰的。在这种严肃题材面前，艺术家必须放弃中立，让位于道德立场，在人道主义灾难面前，艺术家没有道德回旋余地。
陆钏的《南京南京》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以东瀛兵为主角更艺术，但在观众看来他立场有问题，所以骂得特别厉害。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拍这种题材都要深思熟虑，你的拍摄角度是什么、立场是什么、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等等，都必须深思熟虑，每一点都尽量做好。”
郭可听到张然这么说，不由问道：“导演，你是不是我们这部电影有什么问题？”
张然摇头道：“听了你的描述我觉得选择的角度很好。不过这个电影放在春节档、贺岁档都不合适，观众节假日一般不愿意看特别沉重的电影，放在暑期档比较好。从现在到明年暑期档还有一年。我觉得你是不是能再沉淀一下，看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你刚才说了，拍摄的时候是二十二位老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这部电影可能是最后一部直接采访她们的纪录片，那我觉得你有责任把电影尽量做到最好。如果需要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可以提供。”
一直在旁边倾听的张婧初补充道：“张然在04年11月，张纯如自杀后就决定拍这部电影，但他准备了十年才敢动手，就是觉得这样的题材自己有责任把拍好。”
郭可彻底明白了：“张老师，你是对的，回去后我会认真思考，看能不能剪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