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榜深刻明白‘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的道理，他不许手下土匪和外人在自己老巢一带作恶，若有违反，追究严处。
有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他的保护区内杀了一个过路的商人，外人都说是姚大榜干的，姚大榜大为恼火，严加追查，终于查到是姓吴的手下干的。
吴匪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扑通一声就跪在姚大榜的面前，作揖磕头，连连求饶，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求老辈子饶命！
姚大榜要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他佯装不再追究，说了声好了，你回去吧！
吴匪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谢恩，可没出几步，等他转过身时，背后叭叭两声枪响，吴匪一头栽倒在地，后背中枪而亡！
离乌龙山不远处有家人叫陈老满，一次被贵州土匪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到姚大榜处，姚大榜于是在大年初一就带人将潘桥桥等3人抓来。当然，他不是白玩的，他一边要陈出500块银元的辛苦费给他，一边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姚大榜又当众将潘桥桥等三人杀了！”
柳红衣咬牙骂道：“卧槽，此人果然阴狠！”
我继续说道：“附近的村子，国民。党不敢派兵去抽丁派捐，青年被抓丁或遇到官司等事，只要给姚大榜送钱，就可以万事大吉。乡里发生纠纷，往往不惜重金，备足酒肉，请姚大榜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管输赢，都由他说了算。
岩上有一个叫‘妖婆’的大地主，家有万石谷田，有一年，她出卖百多石，开始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还未成交，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又背地里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了他，两个买家因此发生了争执。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收200块银元后，把田判给了张家湾的地主，并当众数说杨宗贵不该中途插手，还给了他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了冤仇。
这个姚大榜也不是个蛮横之徒，脑瓜子精灵着呢，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姚大榜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处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并自任校长，看起来是解决了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也认为‘姚校长’这是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实际上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联络，明抢暗夺。
1918年，姚大榜匪帮活动十分猖獗，龙溪口的众商家畏惧之余，想出一策，花钱请姚大榜来保护自己，幻想着使他碍于面子，不要再强取豪夺，姚大榜于是担任了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
哪料想，姚大榜当了‘官’，匪性不改，他一方面不择手段地向众商家要钱要物。搞到大批钱物之后，他又突然把人马武装全部拉走，与玉屏县土匪头子曹云周会合一起，进驻玉屏县城。
国民党地方政权无奈，对其进行招安，封姚大榜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姚大榜是受封不受管，仍然是独立王国、我行我素，借着被封的官职，他扩大队伍，充实武器装备，掠夺财物，他觉得，还是土匪的生活自由自在，不久又公然反水，上山重操土匪旧业。
姚大榜此人极其狡诈，性情反复不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领手下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他又连人带枪带走，窜回老巢，继续当他的乌龙山大王。
1934年，国民。党当局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其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大榜又一次拖枪上山为匪。
1936年初，红军长征过晃县时，就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改邪归正。姚不听劝阻，反而屠杀了许多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
在湘黔边区这个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下，山高皇帝远，国民。政府对姚大榜数次招安，数次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受封不受管，反反复复，屡归屡叛，国民当局对他也是束手无策，没有办法！”
柳红衣早已听得火冒三丈，两只粉拳紧紧攥着：“这国民当局也真是无能，难道就任由姚大榜这么嚣张妄为下去吗？”
烟头已经燃到手指，我弹飞烟头，接着说道：“姚大榜的反复叛变也是激怒了国。民当局。1940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曾派军队对姚大榜进行清剿。一次，清剿队伍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于是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前往捉拿。官军队伍靠近姚大榜住的房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