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孝字，既是统治的基石，也是激励的利器，更是禁锢的枷锁——万历四年的年底，京师又开了一家报社叫做《新京报》。
根据后世史学家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新京报》很可能是为了尽快打开局面，这才在创刊号上就直接扔出了一个大炸弹：“丁忧制度，合理还是不合理？”
这篇文章，直击朱元璋钦定的文官丁忧制度。开篇明义即解释“丁忧”：
《尔雅·释诂》：“丁，当也。”遭逢、遇到解。《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逢父母丧之意，又称“丁艰”。
随后文章又说，丁忧之制起于汉末，而兴盛于晋。晋代时，不仅父母之丧要去官丁忧，逢兄弟姐妹之丧也要守制。
隋唐、两宋，管理守丧之制度大备，及传至国朝，定制为父母治丧，文官丁忧。
概括了几句大家都知道的定义和事实之后，文章开始讲丁忧制度的内在原因：“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过其门，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诚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为人臣者未有不孝于亲而能忠于君者也；为人君者未有不教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丁忧制度是皇帝在教大家如何尊亲守孝的制度，忠臣只能在孝子中间产生，因为他孝顺父母才能忠于君主；而君主不能选不孝之人，因为他不可能忠君。
这段话接着生发开去：“士大夫者，民之望也。‘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句的意思是，百姓的教化和风俗淳厚，都是天下官员、士大夫带头遵守孝行的缘故啊。
看这文章的前三分之一，都是正经文字，很文雅、很正能量。但随即作者笔锋一转，开始不正经起来：
“然历数中国之乱臣贼子，汉奸蠹贼，曾有未守丁忧之制而卖族求荣者乎？再历数中国之忠臣良将，流芳万古者，未有夺情而开天下太平，致君尧舜者乎？”
经过两句有力的反问，文章随后抛出主旨：“由是观之，以丁忧、夺情而辩忠邪，失之于谬也！”
文章随后远举李林甫、秦桧，近举严嵩、严世蕃，都是老老实实丁忧守制的，他们的操守如何，早有定论。
文章又远举比干，周公，近举岳飞为例，前两者时代没有丁忧制度，岳飞母丧三次要求守丧都被夺情——他们的操守如何，也早有定论。
随即文章从本朝太祖时期开始历数夺情的官员，截止到现在阁臣已经有十人次；尚书十三人次；巡抚夺情三十二人次；地方官得民心和武将因金革之事夺情的数不过来，大数也有数百次。
文章说，这些夺情的人中，固然有求善地，居美职而“丧心病狂者”，但也有杨荣、杨溥这样的大政治家、文学家，还有知县方素易等地方官——这些官员，都在夺情之后或梳理国政，或治理地方，留下了万古流芳的美名。
前后论述差不多了，文章再次点出主题：“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无违于父母，即为孝，何必孜孜以求三年之居丧也？孔圣弟子何曾居丧三年而不仕？后世丁忧之制，早违圣人原意，而有刻舟求剑之讥。”
文章最后又一个大反问：“万历二年会试，陛下以孝为题，而欲示天下孝之真、伪也，朝中衮衮诸公，宁不深思乎？”
这《新京报》创刊号发出，士林一时失声，随即沸反盈天——把《新京报》视为洪水猛兽者，口诛笔伐，把万历四年年底点缀的热闹无比。
而在南京过年的李贽，万历五年的大年初四就悄无声息的跑到冯邦宁家躲了起来。他反复问冯邦宁道：“没人知道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是不是？是不是？！你可千万别说漏了啊，我好怕啊!”
冯邦宁见他吓得狠了，奇怪道：“谁能想到《新京报》用南京这边的文章？再说，大哥离经叛道之言比这厉害的多了去了，怎么怕的这么厉害。”
李贽听了苦笑道：“原来拿嘴说，几个人听？现在一旦见报，旬日之间天下皆知，千夫所指之下，谁不害怕？”
冯邦宁听了哂笑道：“我就不怕，指就指，咬了我的鸟去不成？”
李贽听了这话，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突然一拍大腿道：“老弟说的对！我决定了，在咱家报纸上再发一篇，题目就叫《儒者，以丧为礼而治天下也》，如何？”
冯邦宁听了，那脸色和李贽刚才一般儿精彩，随即扑通一声跪下，抱着李贽大腿哭道：“大哥，我不该吹牛逼，您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指着这点买卖吃饭呢！”